他回来的时候，车厢里已经搭上了卧铺，大家都躺下了。刘荃特地把下铺留给他，因为他伤了，爬梯不方便。地板上腻腻的，刚用拖把拖过。

张励也疼得中落泪，脸上直颤抖，心里像火炙着似的。“妈的准是特务！妈的。老是什么人你知不知？一条命差送在你手里！革命还需要我，你知不知？”

“这是工人自动自发的工作情嘛，领导上也拿他们没有办法。现在各工厂里都是这样的情形。”

那乘务员睡朦胧站在他们桌前面，一只手揭开了张励的玻璃杯盖，一只手提着那糊了煤烟的黑壳的大壶，远远地朝着那玻璃杯下去。那一尺长的苗发得不够准确，统统浇到张励的上了。

那乘务员也大喊起来了。

张励也不敢耽搁，骂骂咧咧扶墙摸的，也就挣扎着到车尾的医务室去。两个卫生员倒都是女的，长得也不坏，替他数上药，包上绷带，陪着他聊了回天，又约着明天再来换药，张励的气也就消了一半。

广播机还在那里莺声呖呖天喜地庆祝列车安渡黄河铁桥。跟着乘务员就现在车厢里，提着壶替乘客们的茶杯添，也仿佛寓有“压惊”之意。这乘务员是个瘦长材的青年，穿著一稀绉的蓝灰布人民装，神萎顿，一路斟茶斟过来，不住地冲着乘客的脸打呵欠。大家都厌恶地别过去。

张励是一个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但是这袭击实在来得太突然了，顿时粉碎了他的钢铁意志。

“算了算了，张同志，快到医务室去，找卫生员给上药，包起来，耽搁了倒不好！”刘荃拼命解劝着：“这家伙给我，放心，跑不了！”

“妈的，非向铁路局提意见不可！”张励站在那里解钮，向睡在上铺的刘荃说：“什么国加班、突击加班、竞赛加班、义务加班、无限制地拖长工时，闯祸来谁负责？领导上只晓得要求『消灭事故』，照这样怎么能不事？乘客的生命安全一保障也没有！”

放了一两年，就连苏联，建国已经三十年了，尚且是经常地张着，到架着机关枪，经常在战斗状态中，每一个国民都可能是反动分与细。”

“嗳呀──嗳哟嗳哟──疼死我了！”他起来，那乘务员猛不防被他一撞，一壶失手掉在地下，都泼在脚上，也有一分溅到张励的脚背上，等于火上浇油。

“看他瞌睡的那样，”张励微笑着用肘弯推了推刘荃。“今天白天走过的一个小站，你看见没有那黑板报，表扬这条路上的乘务员，国加班，连续工作二十七小时以上的，不算一回事；三十小时以上的，从月初算起有三次，三十五小时以上的有两次，”他满意地背诵着：“甚至于有三十九小时的。”

刘荃看着那乘务员踉踉跄跄一溜歪斜地走过来，忍不住说了一句：“这样单纯地追求效率也不对，工人的健康也要注意。”

那乘务员疼得蹲在地下直哼哼，也顾不得答辩。

刘荃没有作声，似已经睡熟了。全车都沉不习惯的静默中，因为那广播机终于静默下来了。只剩下那轰隆轰隆的轨声，于单调中也显得很悦耳。一节节的火车平而沉重地搐着，颠耸着，向无穷尽的黑夜中驰去。

“他这是诚心的！”张励红着睛嚷着：“好家伙，这样飞的，闹着玩的呀，瞪着朝人上浇！这要不是诚心的才怪！找车上负责同志说话去──了特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