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从未有过彻底熟睡的一刻。

十五天后，他拿着警察发还给他的身份证，钱包，还有那只镶钻的白金耳环，走出拘留所大门的时候，父亲也许已经认不出他了，他不再是那个英俊挺拔的公院学生，田径高手，阳光少年，而是一个骨瘦如柴，弱不禁风，面色枯萎的释囚，就像一个病人膏盲的真正的吸毒者。

他站在父亲面前，摇摇晃晃，变得细长的脖子，几乎撑不住微微颤抖的头。他听见父亲开口叫了他一声：“保良…”他再也忍不住滚滚泪水，张开双臂抱住了父亲。

父亲一动不动地让他抱着，他能感觉到父亲和他一样也在哭泣，不一样的是父亲把哭泣全部压在肺腑，除了胸腔起伏之外，不让自己露出一丝唏嘘。很久之后父亲才移动残疾的双腿，毅然离开保良虚弱的身躯，转身向大路走去。

保良失去支撑，身体晃了一下，他可怜地叫了一声：“爸，您原谅我吗？”

父亲站住了，他站得很稳，双脚一点也不像患有残疾，就像一个永远不倒的英雄。他转身，走回来，没有停顿，没有犹豫，扬起了巨大的手掌，用尽全力抽在保良的脸上，一掌就把这个不肖之子打倒在地！

父亲含泪看一眼倒在地上的保良，再次转身，走了。脚跛得厉害。

陆保良参加淫乱派对，吃摇头丸，吸K粉，受到公安机关查处的丑闻，以最快的速度、以最花样的版本，在省公安学院风一样地传开。教室中、食堂里、宿舍内，无人不谈。保良回到学校酌第二天，还出了早操，还上了一天课，晚上还到图书馆去找了老师规定看的书。晚上睡觉前，同宿舍比较要好的同学还私下里向他问了问情况，做了朋友式的安慰与规劝。第三天，辅导员

老师叫保良到系主任办公室去一趟。在系主任办公室里，系主任，还有另一位保良并不熟悉的学生处的老师，向他宣布了省公安学院刚刚做出的关于开除保良学籍的决定。

保良已经有所预料，他已经学会把事情想到最坏，但，在听到系主任以平缓而又沉着的声音宣读决定的时候，他仍然感到全身每块肌肉都在发抖。在系主任宣读完毕并例行公事地征求他对处理决定的意见时，保良已经抖得口齿不清：

“你们…你们跟我爸爸…说了吗？”

系主任说：“学院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已经和你父亲谈过了。你父亲对学院的决定，表示理解，没有意见。”

保良本想作些申辩，作些恳求，但父亲的态度让他放弃了残余的幻想。他走出系主任办公室以后发觉他的那身本来非常合体的警服变得衣宽袖大，与他瘦削的身材有些不符，就像是一件别人的衣服，让他偶尔借来临时穿的。他曾无数次想象过自己空荡荡的肩章上，经过日积月累，立功受奖，不断添加着星星杠杠，他想象过当那些星星杠杠终有一天超过了父亲，父亲将用怎样一种欣慰的笑容，代表陆家的家族与先辈，向他表达奖赏。

保良回到了家里，带回了所有属于私人的东西，留下所有和“公安”沾边的物品，包括警服、校徽、公安业务的教科书和相应的听课记录。回家后整整一周，他几乎没有走出自己的卧室，连饭都是杨阿姨送到他的屋里。他在卧室里几乎听不见父亲的声音，听不见父亲说话，听不见父亲走路。父亲走起路来一轻一重，那声音很容易辨认。那几天，连杨阿姨也轻手轻脚，连嘟嘟都自觉收敛了喧哗，从家中窒息的空气里，保良能想象出父亲的脸上，该是何种表情。